基层动物检疫受多重现实问题影响

　　 近年来，重大动物疫病呈高发多发态势，动物源性食品又存在诸多不安全隐患，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现状，导致养殖场户在出栏动物时不主动报检，甚至逃避检疫、拒绝接受检疫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。加之基层检疫设备不完善，检疫手段原始落后，顶层设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长久不变，使动物检疫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，与当今社会发展与民众要求相距甚远。当前，基层动物检疫工作中存在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。

　　1、从业门槛低，人员素质差，要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，进而提高人们的检疫意识，强化生产者的主体责任

　　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，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小农经济道路，从业门槛低，产业规模小，众多农民以分散生产和自由经营为主，加之生产方式落后，人员素质普遍较低，管理粗放和较为原始，导致生产效率不高，质量难以控制；近年来，虽然规模化比重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但在广大农村目前养殖业仍然处于小规模、低水平、无标准的状态，实施有效监管存在很大难度。

　　质量是生产出来的，不是依靠监管出来的。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，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共同努力，多管齐下。当前要进一步强化对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法》、《畜牧法》以及国家有关动物检疫的配套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，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检疫工作和动物产品安全的良好氛围，从而增强人们的检疫意识和法制观念，强化生产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，从生产源头上提升主动报检率，促进检疫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
　　2、提前报检制度得不到很好执行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，只好被动出证

　　长期以来，由于产销脱节，大多数养殖者缺乏自主定价权，同时受出栏时生猪吃食多少与称重、价格高低与经济收入等来自中间交易商的掣肘，使养殖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，往往不能够提前决定出栏时间，一般都是中间交易商到场临时定了价格后才能现卖现报，这样检疫员到场时往往已经装车，如若按照规定装车后不检疫，因属于活体动物，受称重、应激反应等影响，让畜主或货主将动物卸车不现实，况且因此发生纠纷后又面临赔偿问题，实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。由于提前报检制度不能得到执行，检疫的前置程序一般难以完成，但为了方便群众，避免发生纠纷，在保证动物临床检查健康的情况下，只好被动出证、不符合程序出证（事实上是不出不行）。

　　3、畜禽标识与动物分离，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，使追溯制失去实际意义

　　按照农业部发布的《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》，畜禽养殖者应当向当地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畜禽标识，并按照下列规定对畜禽加施畜禽标识：（1）新出生畜禽，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畜禽标识；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，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畜禽标识；从国外引进畜禽，在畜禽到达目的地10日内加施畜禽标识；（2）猪、牛、羊在左耳中部加施畜禽标识，需要再次加施畜禽标识的，在右耳中部加施。该办法的实施对进一步加强与规范畜禽标识管理，全面落实畜禽及产品可追溯制度，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，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。

　　但目前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标识由乡镇站所保存，出栏时再去戴标，由于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（大部分根本不去记录），其养殖信息的连续性、完整性、真实性存疑，且又不能执行提前报检制度，往往是现卖现报，使检疫的前置程序难以完成，检疫员到场后已经装车，不检不行，只能在车上打标，这样动物的来源地存在隐患，究竟此猪是彼猪检疫员仅凭肉眼很难识别。因此，强化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，在第一次免疫时就佩戴耳标，以后按照耳标补免，既可以防止漏免情况发生，又能够保证标畜不分离，买卖和出栏时标随畜走，从而保证动物来源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。

　　4、检疫设备不完善，手段原始落后，使检疫质量难以保证，但顶层设计并没有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进调整，使检疫员面临巨大的行业风险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对食品安全空前重视，要求愈来愈高，目前基层检疫人员虽然责任重大，但用的还是过去传统的、原始落后的检疫手段和方法，与其存在巨大反差，很难适应现时的监管要求和百姓对动物产品放心安全的期待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规模化、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，带来的不仅仅是正面效应，同时也会附加许多阴影成分，如污染加重、环境恶化，病毒的变异以及疫病发生的多样化、混感化、隐蔽化和疾病诊断的复杂化等，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。但目前基层检疫人员基本上还是靠着“一支体温计、一把检疫刀”进行一般性的常规检查，对潜伏期的疫病难以发现，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现场检测，仅有部分“瘦肉精”的试纸，准确程度相对较差，漏检率较高，而检疫人员仅凭肉眼观察实施临床检查、并查看养殖档案后（况且，大部分养殖户不能完整记载养殖档案，甚至根本不去记录），不经实验室检查检验，就得随即出具保证畜禽及其产品健康合格、质量安全的具有法律责任的检疫证明，显然是草率的、不符合实际的。

　　据了解，在上世纪50年代实行的检疫规程，检疫仅对应的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，那时环境清洁、饲喂的草料天然绿色，畜禽发病率不仅低，而且比较单纯，用药也少，检疫人员通过临床健康检查后，出具产地检疫证明，可能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很小；而现在不仅环境恶化、病毒变异，导致疫病发生呈现多样化、混感化、隐蔽化特征，使疾病的诊断治疗越来越复杂化，而且还要面对非法添加物和药物残留这个大难题，顶层设计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，不能期望检疫人员仅凭眼观的老办法来实施检疫，并对检疫结果负责，这无疑是强人所难。即使检疫人员再辛苦、再努力，不仅很难得到应有效果，而且面对巨大的行业风险。我们知道，医院的设备现在已很先进，人们在医院即使进行了各项仪器检查、抽血检验，出具的检验报告上仍然写的是：“仅对本次送检物负责”或“仅作为参考”；而动物检疫人员好象人人都是火眼金星，仅凭眼看一下，就得出具保证此批动物健康合格安全的检疫证明，实在是强人所难，与实际情况相悖。

　　5、基层监管力量非常薄弱，亟待调整整合监管体制，进一步强化生产源头监管

　　调查显示，目前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这条线上，放于市场（或后续）监管的机构、部门很多，而放于初级农畜产品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监管的力量严重不足，即所谓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这样，尽管各级领导重视，法律规定严格，但食品安全总体监管效果仍然难如人意。综观机构设置，由于将大部分的人员编制、技术力量及经费投入放在县级以上，而县级以上大多从事的是形式监管，所以说投入巨大，作用有限，实际意义有待商榷；而真正在县（区）以下的乡镇、村、场等基层生产一线直接从事监管的人员力量、技术装备、经费投入等非常有限，与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、生产环节多、产业链条长、监管对象众多而又隐蔽性强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，以基层乡镇站所现有的人力、物力将很难监管到位。

　　比如，现在的乡镇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、动物卫生监督站与原来的乡镇畜牧兽医站，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，大部分也就三四个编制，本身人员就不足（除了领导，没有了职工；除了内勤，没有了外勤），平时还得占用很大精力，疲于应付上级各种会议和部门繁多的检查汇报、表表格格，导致深入基层生产一线有效人员力量及时间更为不足。

　　我国的食品供应链长而复杂，涉及种植、养殖、屠宰、食品生产加工、流通以及最终消费管理等多个环节，并且供应链中以小作坊为主，参与者众多且分散、流动性大，加之食品消费具有品种众多、次数频繁的特点，上下游企业之间多为短暂的交易行为，各环节间联系并不紧密，因而严重缺乏食品的原料产地、生产流程、仓储运输等方面的信息，目前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存在很大难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加强产前、产中监管意义十分重大。而针对我国国情来说，可以说初级农畜产品质量过关了，食品安全指数也就提高了，抓住了这个“牛鼻子”，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。

　　因此，建议政府要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，在人员编制、技术力量、检测装备、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县、乡（镇）、村（场）三级监管体系，强化乡、村、场等生产一线的直接监管能力；为达到这一目的，建议将基层乡镇一级的农业、畜牧、食药、工商质监等监管机构进行整合，成立综合监管机构，实行一块牌子下的集中统一领导，综合使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及相应的监管检测装备，这样既可以充实力量，有效利用资源，避免出现“牌子虽多、无人干事”有名无实的窘况，又可以克服以前县级以上监管体制存在的“九龙治水”、“铁路警察各管一段”的弊端，避免发生“监管重叠、相互扯皮”的现象。

　　同时，针对畜牧养殖环节，要落实相应政策，提高待遇水平，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。按照规定真正为每个行政村配备1名村级防疫员，并提高劳动报酬，使其协助包片官方兽医做好基础性工作，确保养殖生产中兽药、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，从而杜绝非法添加，严格监管残留问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将各项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，不失为解开食品安全源头困局的有效途径，对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发挥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。

责任编辑：苏冉冉